“科技成果转化在中国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有些科研成果没有面向实际应用，另一方面是投资者害怕风险，不敢涉足早期的科技成果转化。但近些年来这一状况在持续改善。”在2024年服贸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张勤曾如是说。
今年10月发布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4》显示，2023年全国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总合同金额达到2054.4亿元。2019年这一数字是1085.9亿元。4年时间接近翻倍。
红星资本局在采访中了解到，科技成果转化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高校和企业都在实践中探寻着更行之有效的转化方式。
各部门在近日也提到了相关工作。10月底，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发布的署名文章也提到，要更大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健全产学研成果对接和产业化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定价、收益分享、激励等政策。工信部也提到，将从完善科技服务业顶层设计、健全企业孵化体系、培育一体化技术市场、加快成果推广应用四方面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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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揭榜挂帅”机制
让企业率先用上好成果
工业机器人行业急剧发展，RV减速器的需求也逐渐旺盛，但多年来RV减速器中的核心零部件摆线齿轮的核心技术一直被国外企业所垄断。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工业生产线上70％的旋转矢量减速器都依赖进口。
去年4月，北京工业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纪姝婷团队在“揭榜挂帅”机制的促成下与北京智同精密传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智同精密传动”）对接，共同研发生产摆线齿轮加工机床。
“揭榜挂帅”通俗点说，就是“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揭榜”。这也是“十四五”规划中科技计划项目改革的重中之重。
“实行‘揭榜挂帅’机制，学校需要大量前期调研。”纪姝婷表示，调研校内科研团队的技术成果和校外企业的研发需求，双方达成供需对接，才能使高校技术走出去，促进成果转化。
为支持纪姝婷团队研发，北京智同精密传动为该技术支付了1000万元研究经费。最后纪姝婷团队研发出的高精度摆线齿轮加工工艺，不但实现了高精度，还将高精密摆线齿轮的生产成本降低至原来的三分之一，且生产效率提高2至3倍。
目前该技术已投入规模化应用。纪姝婷告诉红星资本局，团队攻克的是机器人关键的关节位置，“我们把技术转让给减速器制造厂家，他们再把产品提供给各个机器人企业。”据悉，现在约90%的头部机器人企业予以采用。
前几日，工信部表态，开展先进适用技术遴选，推动一批先进适用技术在传统产业、中小企业中应用，引导高校和科研机构将科技成果许可给企业使用。
“揭榜挂帅”已在全国20余个省市广泛开展，广东、上海、浙江、湖北等省市已经发布支持性政策。但揭榜积极性和参与度仍有待提高。以上海市2023年度科技攻关“揭榜挂帅”项目为例，发榜项目总数达23个，但只有9个项目揭榜，揭榜率为39%，其中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比重合计达2/3，企业占比仅占1/3。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泓曾指出“揭榜挂帅”过程中，社会资本、领军企业参与需要加强、与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结合还不够、容错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不容忽视。
穿越“死亡谷”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是重点
“今年我们报名参与了两三次‘揭榜挂帅’项目，目前确认只有一个可以落地。”明途科技CTO严帅告诉红星资本局，对中小企业来说，资金和人力有限的情况下能拿下项目仍比较难。
严帅表示，榜单一般是针对某个方向，揭榜单位需要细化到具体的点。“可能针对某个场景提出的方案，如果不是当前最紧要或刚需的，也会被否掉。”
尽管挑战重重，但还是会有很多企业“抢着揭榜”。
“对中小企业来说，资金是‘头等钥匙’。揭榜成功意味着有政府支持的经费，有更多生态伙伴的合作机会，这些对方案落地是非常好的支撑。”不仅如此，严帅指出，揭榜成功意味着“被认可”，对企业自身的推广也大有帮助。
困住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严帅认为最难的还是资金问题。“转化有一个时间周期，包括投入成本。企业自己还要不断发展，资金方面一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对红星资本局表示，科技成果转化中比较重要的因素是缔造市场，增加科技需求更重要。“比如，SpaceX就是因为NASA的采购订单才发展起来的。我们能不能也在政府层面创造些需求去发展民营科技企业呢？”
这与明途科技的探索经验有些不谋而合。严帅表示，他们现在以项目化的方式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重点投入在有具体落地场景的技术方向上。
今年3月，由明途科技组建的“四川省智能数字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得四川省科学技术厅认定。该中心是四川省科技创新体系和科技创新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鲜有的落户在民企的工程技术中心。
“我们就是在做整个产业链中，需要通过科技转化的相关产业协同的相关工作。”严帅表示，目前同各个产业伙伴以及科研机构共同推进的产业方向有教育、健康、文旅等方向。
严帅介绍，中心相当于平台，提供资源做整合。“比如跟本地高校合作，他们的研究内容嫁接到平台，去落地具体的产业项目，直接转化成收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做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研发，会和链上的企业合作，一起包装成产品推向市场。”
今年9月，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发布了《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
报告显示，产学研合作方面，截至2023年底，高校院所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转移机构和转化服务平台数量达到19574家。这些机构和平台不断吸纳聚合各方资源助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在促进科技成果供需有效对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市场应用”，关键在于识别筛选出真正具有商业潜力和转化价值的成果。这相当于一个“门槛”，要考虑技术的需求方是否需要，没有需求的科技成果也无法落地。
明途科技从2019年就开始同高校合作。此前产学研用过程中，严帅认为高校和企业难免会出现“不好匹配”的情况。“因为高校老师更侧重学术性，包括学术成就。但企业更注重经济效益。双方肯定会有反复沟通的过程，但如果不能达成一致那项目就无法落地。”
长期专注于企业战略规划的通信高级工程师袁博告诉红星资本局，“科研是科研，企业是企业”这种情况目前还是普遍存在。要让科技成果真正辅助企业生产，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科研机构的考核导向。从企业角度来说，大部分科技成果处于原型阶段，要商业落地需要较大投资，很可能会因为商业上的短视而忽略有重大意义的科技成果，这也导致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因此需要改变企业决策者的固有思维。这种“断点”需要地方定期开展高科技企业与科研机构的沟通，从政策和资金上，鼓励行之有用的科技成果转化。
从实验室走出的股东
“先赋权后转化”
数据显示，我国高校专利转化率约为3.8%，企业专利转化率约为50%，科研院所专利转化率约为11.8%，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仍具有较大空间。
科技成果从高校走向市场，如何让高校同企业“相向而行”？
北京工业大学是作为北京市首批唯一的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试点高校，以“赋予权属与激励”的管理机制，提高了科研人员的奖励分配比例，许可、转让按梯度奖励不小于80%，作价入股不低于75%。
“原先专利都是职务发明，专利所有权人是学校，如果产生成果转化，收益理论是归单位所有。再由单位通过奖励的方式给发明人。”北京工业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研究员秦文斌告诉红星资本局，经过赋权改革，学校先赋予科技成果完成人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再与成果完成人以知识产权共同作价入股的形式进行转化。“就像‘房本’上的名字一样。之前专利证书上没有老师的名字，现在有了，再去转化权益和收益就对等了。”
作价入股成立公司后，高校教师的身份多重，既是专利发明人，又是公司的股东和技术人员。股权的分红或收益，都能直接落到教师名下。
比起单纯把专利卖给某个企业，这种方式的好处是，高校的专利发明人能够一直深度参与到成果转化的过程中，作价入股成立的公司可以引入投资方共同产业化，制造销售产品。
秦文斌表示，如果技术没有转成产品，没有卖出去带来收益，最终老师的股份也不会带来收益。“这样老师就会有动力，得想办法跟工程人员一块把技术真正转化成产品，还要能卖出去。”
秦文斌团队参与的“激光器成果转化”项目是北京工业大学“先赋权后转化”政策的首个成功案例。依托该项目，北京工大亚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于2021年正式成立。公司同时是北京市首家采用专利赋权改革试点政策，通过专利作价入股方式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并落地北京的企业。
“专利技术最终转化成一个产品，中间还要做很多工作。”秦文斌对红星资本局坦言，不管是国内外，成果转化的过程中，技术到产品间必然会有“断层”，也不是好的先进的技术就一定能形成产品，“中间要做的这些工作的难度可能并不亚于技术创新的难度。”
而在这种模式下，从技术研究到产品开发的这段路，高校的专利者是直接与市场齐头并进的。秦文斌介绍，北工大先进半导体光电技术研究所就有60多个专利，有10余个已在工大亚芯公司转化。
10月底，工信部新闻发言人、总工程师赵志国表示，将培育一批高素质技术经理人，发挥好“科技红娘”的牵线搭桥作用，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从样品变成产品。
天使投资人、资深人工智能专家郭涛告诉红星资本局，近两年可以明显感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开始关注并投入到科技创新领域，技术经理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有助于更好地连接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但人才队伍建设依然是很重要的挑战。一方面还是要加强培训选拔，另一方面还要健全激励机制。”
“技术经理人是可以改善问题，但他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一个活跃的技术市场，我们现在国内技术市场活跃度不够。很多时候，国家对技术专利是采取保护态度，而不是说促进技术流通交易。我认为还是要振兴专利交易市场，也要在专利侵权诉讼上实现超额赔偿。”盘和林说。